北京最早的书院出现于五代时期，是由后周谏议大夫窦禹均（家住燕山一带，故人称“窦燕山”，《三字经》称其“教五子、名俱扬”）创建，现在位于北京昌平区的窦氏书院；其后至元朝，又有太极书院、文靖书院、谏议书院和韩祥书院等书院兴建于北京。明中后期至清朝，北京的书院迎来了蓬勃发展时期，其中明朝于北京兴建的书院有首善书院等8所，清朝兴建了包括金台书院、云峰书院等在内的12所。这些书院对于北京地区的文化繁荣、人才兴盛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书院已经消失于历史之中，只有创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的金台书院得以传承至今。
由北京最早的义学演变而来
金台书院是由义学演变而来，而义学的最初创办者是当时的顺天府尹钱晋锡。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钱晋锡租用位于崇文门外金鱼池的洪庄（投清的明朝降将洪承畴的庄园）创办大兴义学，专收孤寒生童，时称“首善义学”，也被一些学者论证为北京最早的义学；此外还在宣武门外长椿寺建立了宛平义学，随后宛平义学合并到大兴义学，名为“顺天府义学”。随着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钱晋锡想购买洪庄内的空闲地皮以扩充校舍建设书院，但遭到了洪氏后人的反对。为此，钱晋锡上疏康熙皇帝，假说洪氏后人自愿捐地办学，康熙听后非常高兴，亲自书写了“广育群才”匾额并悬挂于义学中堂，洪氏后人只能无奈照办。此后，钱晋锡发动下属“捐千金”以建书院，历时5个月而成，共建书室10间，讲堂、厨房、仓库一应俱全，还有花圃、鱼池、凉亭等景观设置，环境十分优美，“观者流连莫能去”。
钱晋锡创办义学并将其扩建到了书院的规模，但此时尚未有“金台书院”之名。“顺天府义学主事”王源在其所著的《顺天书院记》中曾对当时的义学以“顺天书院”称之，但称之为“义学”者更众，直到乾隆十五年（1750年）才正式“改为书院、有御制碑”，并借东郊“燕京八景”之一的“金台夕照”之名改称为“金台书院”。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金台书院停办改为“顺直学堂”，金台书院原址1912年改为“顺直中学”；新中国成立前先后改为“师范学校”“公立第十六高等小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为崇文区第一中心小学、东晓市小学、金台小学，2011年更名为金台书院小学至今。
书院办学获得广泛支持
金台书院地处京城又加之教化成果日盛，获得了自皇帝至京城各级官员乃至士绅百姓的重视和支持，先后经历了多次修缮，办学经费充裕，还有大量捐书等助学兴学举措。
自兴办义学起，书院有据可查的大规模修缮就有8次，目前所留史料较详尽的有：乾隆元年，顺天府尹陈守创主持修复书院，不但对院内的陈旧书舍进行了修葺，而且“又展扩两傍，添若干间，规模轩敞，迥非旧观”。乾隆四十六年至四十七年，顺天府尹虞鸣球在前任的基础上继续完成修缮书院的事业，讲堂学舍焕然一新，又建围墙5000余丈。金台书院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缮历时两年完成，由光绪五年（1879年）的顺天府尹周家楣牵头策划，又经接任府尹李朝仪、游百川精心操办，于光绪七年完成。经过此次修缮，“计建造朱子堂三间，讲堂三间，大堂三间，垂花门一座，官厅六间，大门一座，南照房五间，东门一座，东、西文场二十间，东、西厢房十间，厨房、中厕、马棚共七间，以上共房六十四间，影壁一座”。其中还有同治年间状元陆润庠特书“状元”匾，悬于垂花门，故此金台书院又得“状元府”之称。
书院的办学经费主要分为固定经费和临时经费两部分，其中固定经费为直隶省和顺天府每年的拨付、皇帝谕令拨给的地租租息等。古时书院给学生津贴费用称之为“膏火银”，借以帮助及鼓励学子（尤其寒士）专心向学，寓有教养相资之意。康熙年间，每年拨付给书院白银300两作为师生的修金和膏火银，乾隆时期还拨给书院官田用以出佃收取地租。此外，顺天府还曾“发商生息”，即将书院修葺剩余银两和地方筹措的银两外借收取利息作为经费来源以供办学。书院办学的临时经费则主要用作修葺之用，这些大多来自于各种捐款，比如光绪五年的书院修缮竟募得14631两银子，其中李鸿章和周家楣各捐银1000两。通过上述举措，不但书院办学经费充裕运转顺畅，学子也无后顾之忧可以安心致学。
古代书院大都有讲学、藏书、祭祀功能，但金台书院可能是其中个例，因为各种原因书院“夙无藏书”。清朝皇帝曾赐予书院《淳化阁法帖》等书籍，此外，周家楣曾向皇帝上疏请求南方各省长官在属地书局出版的图书中，每种书“检备一部”送给书院，以为诸生学习之用。
选聘名士任教扩大办学影响
为了提高育人质量、扩大办学影响，书院先后聘请了一批“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的名士出任院长。康熙年间举人王源、雍正年间进士陈兆仑先后做过书院院长；乾隆以后，“金台为首善书院，顺天府主其事，每延京朝官有文望者为院长。”乾隆年间进士、经学大师顾镇做院长期间，“每阅文数百卷，旁乙横抹，蒿目龟手，一字不安，必精思而代易之，至烛烬落数升血喀，喀然坌涌，而蚕眠细书犹握管不止”，可谓是鞠躬尽瘁、忘我投入，也使得书院“人才辈出，极一时之盛”；嘉庆进士曾烒主讲京兆金台书院，“都中髦士，多出其门”；道光举人、同进士出身徐家杰，是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晚年就养京师，主持金台书院讲席十余年，德行文艺为“一时所宗”……这些书院院长皆为当时名士，既在书院主讲同时又能利用管理书院的职能聘请其他饱学之士入教，极大提升了书院的文化地位和办学质量。
义学时期，书院所收生徒大都为孤苦贫寒之士，及至金台书院正式成立并隶属顺天府官署管理，其所收学员则主要是京师和各省准备参加会试、殿试的举人和贡生，但顺天府的童生亦可就读。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书院设定了严格的生徒考课制度，效仿科举考试设定了岁考、季考和月考，考课内容为正课、经文、策问、诗、赋、史等，“于制艺试帖外，并课经古性理，以冀学有用之学，成有用之才，砥砺既深，贤能辈出。”其中岁考一般在正月举行，岁考及格才能在书院学习；季考、月考是平时检验生徒学习状况的考试，分为“官课”“斋课”“古课”三项。官课由当地最高长官做主考官，对于成绩优异者给予奖励，如从中发现出众的人才，即上疏推荐，以成“金台招士”之名；斋课和古课则由院长主考。为了展示书院教学成果、传播书院文化，也为了让生徒学有榜样，金台书院还注意将课艺刊刻出版，如道光年间出版的汪锡才主编的《金台书院课艺（上、下册）》等。
金台书院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在历届会试中该院生徒均有数十人中进士，众多士子由这里荣登龙门，或者成为官吏或者成为学者，有时会试中进士的多达百人。特别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金台书院的学子陆润庠金榜题名成为清朝第101个状元，为书院博得一时盛名。
时光荏苒、书香承传，300多年时光匆匆而过，金台书院于历史的行进中演变传承，如今已经成为金台书院小学，却依然是书声琅琅、桃李芬芳，真可谓是传承300余年、广育良才不断。